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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2011年和2013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债务上限危机后，2023年美国再次触发债务上限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。的确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，一旦出现债务违约，损失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信用，更可能引发全球金融海啸，对美国及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不容小觑。相信美国政府不会拿自己的信用和经济开玩笑。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说，美国“没有任何理由去制造一场自己制造的危机”。
国债上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债务限额发行制度，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、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，目的是防止政府随意发行国债，出现“资不抵债”的恶果。一旦联邦政府触及这条“红线”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，无权再发新债。政府就会因没钱花而关门，因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而违约。
由于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和市场流动性，刺激经济增长, 美国提高国债上限早已成为一种习惯。从历史经验看，自1917年国债上限获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以来，历次债务违约均“有惊无险”，在最后关头或压线通过或实施暂定。据统计，自1960年以来，美国国会提高或暂停了近80次债务上限，债务限额也由当初的3000亿美元提高到目前的31.4万亿美元，上调了约105倍。据此，我们预测，此次美债危机也会在最后的关键时点出现转折，最终“化险为夷”。
既然美债务上限终将“过关”为何又频现“危机”呢？这是因为，随着美国政府举债规模越来越大、美国政治越来越趋向两极分化， 美国债务上限之争也日益成为美国国会两党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，双方不断试探对方底线、攫取更多政治利益。围绕提升债务上限问题，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一致共识的前提是，在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同时要承诺在未来大幅减少赤字。
两党的主要分歧在于通过何种途径削减赤字。是通过“开源”增加政府收入？还是通过“节流”减少政府财政支出？民主党从拉拢其传统的低收入支持者的角度，希望能够维持他们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。因此，民主党不愿意大幅削减自己的社保与医保计划，而是想通过削减国防开支同时对富人增税来解决财政危机。共和党则是更多站在其支持者更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角度，反对任何加税政策，其关注的只是预算改革。
此轮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博弈依然围绕“开源节流”展开。4月26日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长达320页的《限制、节约、增长法案》，同意将美国政府合法的债务上限提高1.5万亿美元，但前提是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。这与拜登的期望相差甚远，而且还有可能直接使拜登力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计划破产，因为共和党还附加了苛刻的条件，比如，要求取消拜登政府《通胀削减法》所含“绿色税惠”，即针对可再生能源、电动汽车等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税收激励；取消向国家税务局增发800亿美元加强税务欺诈审计的预算等。民主党认为，严格限制政府开支可能伤及本已艰难糊口的中产阶层，要用这些让步换取避免联邦债务违约，比完全不负责任更糟。
目前，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已进入一个“更加严肃和具体”的阶段，正向达成协议迈进。美国债务违约应该不会成为今年影响全球经济的“黑天鹅事件”，美国两党最终能够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，暂时化解危机。但美国国会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意味着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透支未来，继续借新债还旧债。这样虽然可以平衡两党利益之争，但这种“压线博弈”的方式很危险，尤其在政治极化和分流越来越严重的年代。一旦最终失控，不仅将重击美国政治和美国经济，世界经济也将跌至低谷。对此，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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